1936年冬，甘肃河西一带，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穿着破旧衣服，拄着木棍，像个沿村讨饭的普通人。他已经多日没有吃饱，脚上也满是冻伤，却不敢在路上停留太久。 这身装束不是为了遮丑，而是为了活命。西路军失利后，部队被打散，敌军在山野间反复搜寻，红军干部一旦被认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 李聚奎出生于湖南农村。家里世代务农，父亲咬紧牙关供他读书，使他有机会走出闭塞乡村。大革命时期，湖南农民运动兴起，他和乡中青年一道参加北伐，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。 他长期在红军中任职，作战经验丰富。中央红军长征期间，李聚奎曾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。1935年，红一、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师后，他奉命调往红四方面军，担任第三十一军参谋长。 这次调动，本来是组织安排，却让他卷入了更加复杂的局面。红四方面军后来北上，部分部队渡过黄河，组成西路军，李聚奎也随军行动。1936年10月，三大主力红军在会宁会师，但西路军很快进入河西走廊，和主力失去直接联系。 河西冬天苦寒，敌军又熟悉地形。西路军连续作战，伤亡不断增加。倪家营子等战斗后，原本数万人的队伍被打散，李聚奎身边的部队也从数百人缩减到几十人。 没有粮食，没有药品，枪械也所剩无几。战士们躲进山林，饿了只能吃生马肉，渴了便啃冰凌。李聚奎明白，继续集中行动只会暴露目标，于是让大家分散隐蔽，夜间再设法联络。 有一次，他藏在树丛中，因连续多日奔波和饥饿，竟然昏睡过去。醒来时，身边只剩下政治部主任徐太先和十几名战士。敌军正在搜山，他们只能贴着山沟和石缝移动。 不久，警卫员病倒。李聚奎把他安置在一户穷苦人家，临走时握着对方的手说：“养好伤，往东走，那里能找到部队。”说完，他转身离开。不是无情，而是两个人一起行动，目标更大，谁也走不出去。 他独自赶路，靠乡亲施舍的稀饭和清水支撑。遇到盘查时，他就说自己是逃荒的外乡人。南方口音常常引起怀疑，他只能少开口，尽量把头压低。 到了黄河附近，李聚奎向一名扛犁的农民打听渡船。船夫看了他几眼，没有多问，只低声提醒：“你要找的人，在河东。”这句话让李聚奎心头一震。他意识到，对方或许早已看出自己的身份，只是选择了帮助。 渡过黄河后，他又来到一户人家门前讨饭。开门的是一名二十多岁的青年。听出李聚奎的南方口音后，青年没有立刻让他进门，而是盯着他问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 李聚奎回答：“靖远。” 青年摇了摇头：“听着不像本地人。你们师长是谁？” 李聚奎略作停顿，说：“毛炳文。” 青年忽然笑了：“不对，你们师长是毛泽东吧？你不是普通士兵，是红军里的大官。” 这句话十分突然。李聚奎心里一紧，几乎以为自己落入了敌手。青年随即解释，自己原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士兵，曾在江西与红军作战，后来回乡照料母亲。正因为见过红军，才从口音、神态和回答中的破绽认出了他。 第二十六路军曾在宁都发生起义，参加起义的部队后来成为红军第五军团。青年对红军情况并不陌生，他告诉李聚奎，西路军过去的只是部分人马，红军主力已经在陕北，还劝他不要回湖南，前往庆阳寻找部队。 李聚奎没有完全透露身份，只说自己想回家。青年却把饭端到他面前，说道：“别回去了，去找红军，那里才有活路。” 这顿饭并不丰盛，却让李聚奎重新看见了希望。此后，他继续向东跋涉，辗转来到王家洼一带，终于找到红二十八军的同志。经过接应，他被送往援西军，随后见到了刘伯承，并在其安排下前往延安。 从河西突围到重新找到组织，李聚奎走过的并不是一条普通的逃生路。一个渡船船夫，一名回乡士兵，几户接济红军的百姓，正是这些不起眼的人，把一名身陷绝境的红军高级干部送回了队伍。 特别
